是因为战祸没能参加科举而已；三是内外互调，把朝内部分中低层官员派往府县任职，再将部分府县士子充入朝内。
如此三条原则之下，人才选用工作开始有条不紊的展开。
与此同时，新任提举市舶司的户部侍郎张同敞也领着十几名官员准备向广州而去。临走前朱由榔把一千亲军交给他，并且下旨让目前正在广州的陈邦彦辅助其工作，张同敞还可以随时动用由陈邦彦所节制，位于广州的三千士卒。
这些安排当然是为了让张同敞对未来市舶司设立后海商们可能的反扑做好准备。
毕竟，所谓开海看似只是当初大明建国时禁海的祖训，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如此。
大明还有太监不可干政的祖训呢！也没见着谁守了，连“掌印太监”这种内相都搞出来了呢。
禁海的真正原因在于朝中大臣、沿海士民与走私海商相勾结，共同逃税，又通过对民间海贸进行禁止来达到垄断海上贸易用以牟取暴利而已。
虽然甲申之后，那些个朝中有利益勾连的大臣早死干净了，但这些多年来形成垄断，势力庞大的海商们却依旧有着不小能量。开海、设立市舶司其实就是从他们嘴里抢肉吃，朱由榔当然担心这帮人会做出啥事来。
好在这些海商再牛掰，力量大多也只在海上而已，商品货物总是要向岸上运不是？只要一上岸，你还能打得过动不动两三万的朝廷大军？你的船能跑，码头还能跑吗？
所以朱由榔给了张同敞四千兵马的权限，就是让他学会“便宜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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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六四七年
满清顺治四年
同时也是大明光烈元年
改元后，全新出炉的“光烈帝”朱由榔先是带着瞿式耜与一干大臣在城北搭建的简易祭台前，进行了一场潮惠大捷后的献俘仪式，因为位于北京的宗庙已然落入敌手，所以只能面向北方好生祭拜了一番。
宰了几十个满蒙八旗俘虏的脑袋，撒血旗前，又以三牲祭祀天地、祖宗，朱由榔又面北而跪，好生自我检讨了一番，众臣工自然又是表了一堆“恢复社稷”的决心死志。
这仪式也算再次昭告了朱由榔的地位与权威